第一次见到先生后，我就加入了物理力学讨论班。一个团队组织一个讨论班，互教互学、轮流演讲，这是先生一贯的治学方法。这种讨论和辩论的治学方法最早源于希腊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学派，是做好学问的不二法门。

　　先生告诉我，每天上午，他们这个团队在老师冯·卡门的领导下，争得面红耳赤是常有的事，下午各自回去干活儿，一干就到深夜两点。有备而来，第二天上午继续争论下去。有一次，冯·卡门清晨登门和先生说：“钱博士，你的意见是对的，我错了。”这不是说先生的才华超过他的老师，而是说明在工业文明社会，学术面前人人平等，每个人都能充分享有学术民主和探索的自由，没有官道尊严和师道尊严的桎梏。这样的科技体制，科学怎么能不迅猛发展呢！让一些才华横溢、志趣相投的青年学者组成团队，同一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观点、不同的视角，应是发展科技的有效方法。

　　如今，有人把自己的研究生当“长工”，不授业、不解惑，不使学生闻道于天下，而是把他们当成制造论文的工具，大概是因为自己也不甚了了的缘故。何况，一个重大的科研课题，靠一个人去闯世界，这个世界是闯不下来的，它需要一个群策群力的团队。

　　不流大汗出不了大成果

　　钱学森先生的著名论文《非线性弹性力学》仅手稿就有800多页，先生告诉我：不流大汗，不受大累，仅凭一点小商小贩的小聪明，是做不出来的。

　　论文涉及积分方程的求解，先生告诉我：是在文章发表后，才去学积分方程数学的。事实上，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所用的数学工具也是友人提供的——这有什么不对、有什么不好吗？天下的学问什么都去学，永远学不完，永远学不够；“积压”太多，反而影响“效益”。

　　先生又说：不会微积分，那就在坐标纸上画曲线、数格子，一样有结果；再复杂的数学，离不开数和形。用通俗的语言讲，数数和数黄豆是一回事——这话难道有错吗？对主攻方向不是数学的其他专业人士而言，数学只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。所以，钱先生经常讲：“研究工作做不下去了，怀疑自己的数学功底不够，怀疑自己的理论功底不够，于是再去读书，但图书馆的书是读不完的。”

　　钱先生曾说他自己在攻读气动力学时，两年内精读了两百篇有关气动力的重要文章，从而理清了这门学问的来龙去脉。这是一种读书方法，是在读历史；不知道历史，又怎能看清一门学问的发展方向呢？后来我也是这么做的，新课题到手，三个月不出图书馆。先生常讲：“有空经常到图书馆去浏览各行各业的杂志，看看别的行业有什么问题是我们力学家能帮助解决的。这样做，你就会一辈子‘吃穿不愁’。”这不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边缘学科的交叉和发展吗？50年前，先生就能说出这样具有超前意识的话，而我们到了20世纪80年代才有所理解。

　　先生的经历说明，出国留学不是去学书本知识，而是要锻炼自己独特的眼界和发现机遇的能力。没有崭新的思维哲学，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难实现的。

也谈人体科学和特异功能

　　先生治学，遍及自然科学很多门类，涉及园林艺术音乐，还有人体科学和特异功能。一个学者能涉猎如此广泛，没有哲学思维的概括能力，是不可想象的。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那样：“与其说我是物理学家，不如说我是哲学家。”先生的治学之道，也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为指导。科学和哲学的根本区别，在于科学上的所有认知都必须接受科学实验的检验，哲学可以指导科学，但绝不可以取代科学；不懂哲学的科学家是渺小的，同样，不懂科学的哲学家也是渺小的。

　　1979年，上海原子能所学者顾涵森女士带来两位气功师到力学所表演，我和俞鸿儒、谈洪尽一切可能用科学实验的方法来证伪，结果收效甚微。当气功师发功时，遥指薄膜压力传感器时，X-Y记录仪上不断在记录压力波形，当俞鸿儒院士在压力薄膜上涂了一层硅脂，X-Y记录仪就停止了工作，从而确定气功师发出的是红外射线，压力薄膜因受热而变形，输出的是热信号。显然，自然界有太多的未知领域挑战人类智慧，多怀一份敬畏并不见得就贬低了人类尊严。

　　我曾经做过一个将压力传感器放在隔离的玻璃钟罩内，由小孩的意念发功，在示波器上也获得了类似的脉冲压力波形。可惜这篇研究报告投稿在《自然科学争鸣》杂志上，被编辑部枪毙了。不到两周，几乎同样内容的报告，在英国Nature杂志上发表了。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遗憾还是整个中国科学家群体的遗憾。

　　最近，霍金先生提出虚时间的概念，如果有一天他证明“上帝”存在，曾经的反“伪科学”斗士们又该作何感想呢？ （科学时报)